太原科技大学 张檀琴
一
维特根斯坦痴情于学术,但是终其一生,只出版一本薄薄的书——75页的《逻辑哲学论》,发表一篇论文、一篇书评,此外出版一部儿童词典。但是维特根斯坦对世界哲学第三次转向——语言学转向——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中国只是由于现代的语言学和逻辑学传统不足,才感觉不到语言学转向及其自觉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在哲学领域如何发生,要知道语言学马克思主义或分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是建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可能路径之一。维特根斯坦是为学术而学术,而学术是需要传播的,他碰到了老师罗素,帮助他谋得了剑桥大学教授职位,根本上说,他并不缺乏传播自我的途径。我辈又该如何自处呢?
当代学人与维特根斯坦相反,特点是年年岁岁、一年到头忙着出版和发表研究成果。但是人的自由或主观能动性有无条件的一面,因而同样是学人,做法便有两种。一种是把学人一词作为外在,不过是在功利的驱使之下不很情愿地来做学人。再一种是出于痴心,把学人一词作为内在,仍然走在“为学问而学问”的路上。对于后一种人,更需要出版和发表研究成果的平台。
十多年前,我怀着已经做了十多年的学人梦,开始投稿《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一连几次,论文都非常顺利地被录用。有一次投稿后,学报的一位秘书告诉我,编辑部有位编辑对我的论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是我的论文,可以“无需修改直接采用”。
这次经验让我感觉到心诚则灵,更感觉到学报是一个心诚则灵的地方,只要怀着一颗“为学术而学术”的心,总要被那些同样“为学术而学术”的人感受到。
更为重要的是,和编辑建立互信关系,就像获得了自由的空气和阳光,才能有真正的思想和学术,那几篇论文是自己深思熟虑的作品,同时在编辑创造的宽松学术氛围中,我把自己的所有想法写了出来,那也是让人渴望而难得一见的幸福感。多年来发表的论文数量能用“可观”一词来形容,字数累加起来,无异于一部专著,觉得我辈不必羡慕维特根斯坦,他有他的学术阵地,我们有我们的学术“讲坛”;他有他的伯乐老师,我们也会有我们的伯乐编辑!
二
由于研究生期间专业的影响,我在开头发表的论文实质上是纯哲学研究,还有本科专业的余波——法学研究,当然我没有能力进行应用法学研究,若干肤浅的研究实际上属于不伦不类的“法哲学”研究,因而是一种“纯粹”的研究。慢慢地由于教学任务的影响,我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出于珍惜宽松学术氛围的目的,我仍然把大量论文投向学报。
这些论文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舛错也在增加,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高校学术研究的重头,这方面的专家大有人在,论文中的错讹很容易被人识破。关键是如何看待“批评”,其实这是好事,是自我提高的机会,对于善于运用批评和善于对待批评的人来说,批评才是正能量。
这段时间碰上了相同研究方向的编辑部一位老师。从低级错误到观点表达问题,该老师给我一一指出,该老师让我重新理解了编辑部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风格,此前对我的表扬并非无原则的宽容,对我的真诚肯定并非对工作的敷衍。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在严格要求的同时,是山高水长的关心和帮助。该老师几次把我叫到编辑部,对论文索引进行核实,对行文落笔进行推敲,对论文观点进行探讨。多次交流,我觉得这位老师是我的一位非常负责任的导师,当然这里的导师一词也包含人生导师的意思,到现在,一直坚持了她教给我的论文撰写原则,论文首先要没有语病,作者首先要考虑避免语法错误和表述错误,其次考虑省字省纸省墨。
俗话说,亦师亦友。该老师不仅给予我导师般的帮助和指导,也给予我朋友般的热忱和情谊,和我讨论学术前沿,讨论学术期刊的编审技巧,当然也给了我很多鼓励,我则把自己在文献利用方面的工具和经验向该老师以及编辑部其他老师做了介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际遇、机缘巧合,我在研究生期间和“黑客”级别的电脑高手住在一个宿舍,耳濡目染地学了不少电脑操作知识,对编辑部的工作有所裨益,这更增加了和各位老师的情谊。
说这些话,是因为在求学者的眼中,编辑是非常神圣的。求学者并不了解编辑的工作内容、流程,及其辛苦,只是感觉到编辑就像“判官”,掌握着论文的“生死”,也就掌握了求学者的“前程”(职称评聘),殊不知编辑是异常辛苦的一项工作,间或遇到好论文,但是论文往往没有达到完善,读起来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常见的是写得很平常的论文,读起来就成了呕心沥血的事情。我也一向认为编辑是很好干的,但是在和编辑部几位老师交往中,发现远非如此,不禁对编辑工作发了悲天悯人之心,此后写论文的时候,每当发生得过且过、马马虎虎之意,便想起编辑部几位老师脸颊清癯、眼窝深陷、目光炯炯、指掌冰寒的样子,便振作精神,但愿更好地为自己负责,为学术负责,也为各位编辑老师负责。
当然,我们还是不能否认编辑工作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编辑确实是“判官”,因而有极其神圣的学术责任。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是这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我们在这个征程上攻克许多问题。人们对这些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俗话说,“在商言商”,我们是学人,应该“在学术言学术”,我觉得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学界存在的某些落后现象息息相关,和学术生态还不成熟息息相关。学人的历史责任感不强,许多人还停留在“稻粱谋”的发展阶段,而作为重要学术导向的期刊,以局外人的眼光去看,更是难脱关系。我想,如果每个学术期刊,尤其是知名学术期刊,能像该老师、该老师他(她)们一样负责任——说到底是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未来负责任——把学术规范和学术自由统一起来,中国的学术状况会好许多,而这恐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实现的关键。
三
几年前我再次读研究生,临行前在学报发表一篇长文,作为鼓励,编辑部免除了论文的版面费。上学期间经常聆听在京知名学术期刊编辑的报告,了解了一些论文撰写和编辑审稿的技术性方法。在某次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孙麾先生介绍了他们的编辑经验。有些稿件的参考文献是不真实的,编辑的重要任务是核查参考文献,发现有的论文宣称某条参考文献出自某专著或某期刊的某页,编辑一核查,发现根本就不是,或者页码不准确,或者引文不准确,究其原因,某些参考文献是转引,而被转引论文的作者就不认真,提供的参考文献信息本来有错误。甚至有的作者故意编造参考文献。由于文献核查工作量太大,他们改进工作方式,要求作者在稿件被采用时,核查每一条参考文献,利用现在发达的信息技术,把被参考文献相关内容的拍成电子照片,清楚显示所在页码和位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编辑。
在这次上学期间,我在学报多次发表论文,和编辑部老师多次谋面,为她们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对参考文献的核查方法。2016年我把《试析马克思的真正的人——从毛泽东诗词中的四次眼泪谈起》投给了学报。论文介绍了毛泽东诗词中的眼泪,特别是因杨开慧而写的四次眼泪。讨论“真正的人”是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马克思在写给燕妮的家书或“两地书”中说出这样一个事实真相——只有燕妮才能让自己成为“真正的人”。从这两个事实出发,论文讨论了“什么是人”。论文初稿就写到这里,在投给学报前,又加了一部分,讨论了伟人和常人的联系与区别,论文本来是讨论一个比较陈旧的问题——以人为本或人本主义,在修改之后,实际讨论了另一个问题,即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区别。人本主义出现比较早,文艺复兴主要是人本主义的复兴,而19世纪发生了人本主义的转向,开始上升为人道主义,狄更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是人道主义思想代表,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白痴》再现了人类早期磐石一般的人道主义,可惜人们往往不注意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区别,当然在英文中,二者更是分道扬镳的东西,即humanism和humanitarianism,也就是情爱与博爱的区别,我的论文进一步讨论了二者与“真正的人”或人类本性的联系,并且做出肯定回答。讨论到这里,就涉及了人的现实本质,论文运用唯物史观的当代理解,提出新的解决方案,“真正的人”是唯物史观价值维度的理解,而现实本质是唯物史观科学维度的理解,历史就是以前者批判和引导后者而得以进步。
在论文的修改过程中认识了编辑部另外一位老师。论文曾经在南开大学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做过宣讲,人们从选题角度给予了很高评价。论文本来的题目是《从毛泽东的四次眼泪到马克思何以成为“真正的人”》,很明显从标题和内容看,都有散文的气味,该老师建议依据学术规范改为《试析马克思的真正的人——从毛泽东诗词中的四次眼泪谈起》,从而突出研究课题和对象,其次才突出论文切入点。相应地,“真正的人”在原来的标题中表示一个故事,即马克思写信给燕妮,在修改后的标题中则表示哲学中的一个范畴,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度被遮蔽。我们知道有案例式教学,本文实际是案例式研究,但是这种表达方式不见得可以得到任何一个学报编辑的认可,因此非常感谢这位老师最后赋予论文以生命,使其得到传播。而作品的生命就是学人的生命,因此作品受到严格要求和宽容待遇是作者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幸运。当然这也是论文本身和这位老师的缘分,该老师有中文的学科背景,对论文有自己独特的敏感和品鉴。
本来是一篇在形式上可能引起争议的论文,在论文里面,到处是“触角”,到处是“枝蔓”,到处是“延异”,总而言之,是一篇“在写作中思考,在思考中写作”的论文,出发点是深思熟虑过的,过程和却是始料未及的,思想之旅和山水之旅是一样的,假如前路可以预料,便会毫无味道。论文在该老师独特眼光之下顺利地完完整整地“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开心,当然是对于“为学术而学术”的人来说是如此。
一路走来,学报编辑部各位老师同样让人感受心诚则灵,当然,心诚则灵不是单独对于我个人是这样,而是对于学术本身是这样。当然学术离不开学人,作为一名学人,在学报各位编辑的帮助下,几年来有很多的进步与心得,但是一旦离开学报,自己学术道路还是非常困顿的,这和自己学术上面努力不够有关,也和我们现在的学术生态尚未根本转变有关,因此但愿普天下编辑都是以心诚则灵为法则的学术守护者。